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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钱理群 更新:2019-10-15

  

最后岁月(1)2005年04月22日00:00

  但这种宁静、温和中的喜悦,仅只维持了一两年。1965年3月15日,周作人终于将路吉阿诺斯的《对话集》全都译出,共约计四十七万言。——在这大**告成的喜悦后面又预伏下了什么呢?

  4月8日,又是信子的三周年忌。思前念后,由已死想尚生,周作人终于写下一段自白:“余今年一月已整八十,若以旧式计算,则八十有三矣。自己也不知活得这样长久。过去因翻译路吉阿诺斯《对话集》,此为五十年来的心愿,常恐身先朝露,有不及完成之惧。今幸已竣工,无复忧虑。既已放心,便亦怠惰,对于世味渐有厌倦之意。殆即所谓倦勤欤?狗肉虽然好吃(厌字本从犬肉),久食亦无滋味。陶公有言:聊乘化以归尽,此其时矣!自写遗嘱已有数次,大要只是意在速朽,所谓人死销声匿迹,最是理想也。”②④转引自《周作人晚年书信》,第460、465页。

  4月26日,周作人果然重立遗嘱,以为“定本”。其全文如下——

  余今年已整八十岁,死无遗恨,姑留一言,以为今后治事之指针尔。死后即付火葬,或循例留骨灰,亦随便埋却。人死声销迹灭,最是理想。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,惟暮年所译希腊对话,是五十年来的心愿,识者当自知之。②

  周作人早在青少年时代还在南京读书时,即有人生无常之感,此时人生之愿已达,顿生厌世之意,亦是自然。周作人自称唯物论者,以“疾虚妄”自命,积八十年人生经验,深知死后被利用之苦(其兄鲁迅即是前车之鉴),渴望人死即“声销迹灭”,亦是自然。剩下的唯一愿望是期待后来的论者能够充分认识他最后留下的《对话集》的价值。但他恰对此没有信心。因此,在写完遗言后加上一笔“但”书:“但是阿波马多洛斯的神话译本高阁十余年,尚未能出版,阿波马多洛斯着《希腊神话》(原名《书库》),周作人原于1937年即为文化基金编译委员会译过,后该会迁至香港,注释尚未译全,原稿已佚亡。从1950年7月起只得从头译起,以一年工夫本文同注各占10万字以上,于1951年6月13日脱稿。译完后,因出版总署于1951年将翻译事交开明书店,译稿也交开明书店。后开明书店改为青年出版社,此译本也无下文。则亦是幻想罢了”。④

  此时周作人对于自己的五十年的心愿最后能否实现,已不抱任何幻想,这心境已是够悲凉的了。但历史很快就要证明:即使做了这样的最坏的思想准备,周作人——不,中国的整整几代知识分子,仍然过于天真善良。他们哪里想到,就在周作人立下遗言,企望善死善终时,将周作人,以至整个知识分子,整个民族扫荡已尽的罗网已经撒下!周作人早就应该有所觉察了。1964年8月,周作人的《知堂回想录》几经周折,终于在香港《新晚报》上开始连载,但不到两个月,即又遭到“腰斩”,编辑部并受到上级训斥:“这个时候还去大登周作人的作品,这是为什么?”罗孚:《〈知堂回想录〉琐忆》,载《鲁迅研究动态》1988年第1期。这显然是一个信号。周作人对此事的反应是:“至于为什么,则外人不得而知了”——他是佯作不知,还是不愿意知?

  1966年3月,周作人因有感于邢台地震,又继之狂风不止,人们惊惧不已,用辘轳体作谐诗一首:“春风狂似虎,似虎不吃人;吃人亦无法,无法管风神”③转引自《周作人晚年书信》,第525、536页。——这几乎已是不祥的谶语。

  接着,他又开始玩骨牌过五关之戏,不则僵卧在床——周作人的精神防线,彻底地垮了。

  4月19日,周作人翻译《平家物语》第六卷脱稿——周作人的“工作”最后地结束了。

  5月17日,夜发现尿中有血,至6月25日医院确诊为前列腺肿瘤。

  7月2日,他开始阅读《鲁迅全集》中的杂文——是因为无书可读,还是出于对鲁迅的怀念?据周建人回忆,鲁迅病危之时,也是在读周作人着作的。

  7月9日,他的日记里突然出现“闻蝉鸣”三个字③——他仍然挣扎着,紧紧抓住大自然的生机,顽强追求着生命的趣味与欢乐。

  7月12日,傍晚北京地区突降大雷雨。周作人一生酷爱“雨”的意象,在他的笔下,写过“只是蜘蛛似的一缕缕地洒下来”,“细得望去都看不见”的,使人“既气闷”又闲适的冬天的雨周作人:《雨天的书自序》,第1页。,写过想像中的“大漠之上,大雨之下……悠然进行”的雨中豪情周作人:《雨天的书苦雨》,第5页。……但从未见过如此的狂雨,并夹带着地震似的闷雷——莫非这真是一种预兆?

  现实的种种征兆确实不妙:7月10日,《集邮》停刊;7月20日,《北京晚报》停刊……周作人都一一小心而慎重地记在日记里。他显然预感着政治的暴风雨就要来临了。

  7月31日,他在日记里写下了极为沉重的一页:“此一个月不做一事,而辛苦实甚往日,惟忧贫心劳,无一刻舒畅,可谓毕生最苦之境矣。”周作人:《雨天的书苦雨》,岳麓书社1987年7月第1版,第5页。周作人原指望在世事全部交代清楚以后,可以平静而安宁地离开这个世界,并从此销声匿迹;却不料在生命的最后一刻,还要再遭一次磨难——莫非这真的是在劫难逃?周作人于急难之中,突然想起了章士钊,他是**的座上客,能否求助于他呢?于是匆匆写了一信。却又在当日日记中写道:“此亦溺人之藁而已,希望亦甚微,姑且一试耳。”③转引自《周作人晚年书信》,第536~538页。一星期后,章士钊派了他的秘书王益和前来致意,并未说什么实质性问题,却允再次来访,周作人于是“随时期计其到来,作种种妄想……”③——恰恰是四十年前,章士钊是“三一八”惨案元凶之一,周作人曾与他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;而现在,周作人却如此急切地把他当作“救命稻草”——历史开了怎样一个残酷的玩笑。